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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强那些长征中受尽缠足痛苦折磨的女红军

发布时间:2019-12-03 08:44:22

坚强:那些长征中受尽缠足痛苦折磨的女红军

题记: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,陈列着一份72年前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战士名单。长征出发时,有32名女红军随军出征,其中30名最终到达了延安。1934年10月,红军主力从中央苏区突围,是准备转移到湘西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。出发时带上少数女红军,是为了在新的根据地开展妇女工作的需要。这些女同志大部分都在中央机关和苏区政府部门工作。

在这些女红军中,一部分是中央直属机关负责人和领导干部的夫人,如邓颖超、康克清、蔡畅、贺子珍、刘英、金维映、刘群先、肖月华等;一部分是卫生部门的女红军,如邓六金、刘彩香、李桂英、陈慧清等;还有一部分是工作组的成员和政治战士,如李伯钊、王泉媛、危秀英等,她们的任务是调查土豪、宣传群众、寻找民夫,政治战士还要随担架行军,做好担架排和运输班工作。

女红军参加长征是要经过严格挑选的。第一要政治思想好,是共产党员;第二要有独立工作能力,会做群众工作;第三要身体好,能扛东西会走路,连体重差一点都不行。参加长征的女同志要经过体检,身体合格者才能随部队行动。中央领导的夫人和担任了中央直属机关领导职务的女同志,可以不用体检,但是否随军转移,由中央书记处和组织局决定。最初确定参加长征的女红军共有34人,包括彭儒和贺怡,她们因为自己的丈夫陈正人、毛泽覃留在苏区坚持斗争,后来没有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。长征出发不久,又有2名女红军因病返回苏区,最后到达延安的女红军只有30人。

这些女红军在长征途中并没有特殊的待遇,却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想像的磨难。她们同样身负十多公斤重的行装,包括武器、干粮等,有的担负了照顾伤员的重任,有时还要抬担架。李伯钊在长征途中担负着宣传鼓动的任务,她背着红军剧社的剧本,每天往返于各部队之间,所走的路程是别人的两倍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32位与中央红军一同长征的女人:她们》一书讲述了长征途中红军女战士受到的常人无法想像的磨难的经历,尤其是性别带来的另类痛苦。

在长征途中,当大部队开始行进于闽赣边界的大庾岭山区时,道路越发崎岖,坎坷不平。为了不惊动敌人,部队仍然保持夜间行军,而且,多挑一些人们不经常走的小路。这样一来,这些本来就不习惯走夜路的女人们,走起路来难免摇摇晃晃、磕磕绊绊。

女人们的双脚在经过几百上千公里的长途跋涉以后,有的肿有的烂,正经受着一种身心俱疲的煎熬。在长征途中,红军的药品并不充裕,即使是伤病员都不舍得用药。好在队伍行进得并不快,她们有很多的时间,犒劳那双在裹脚布里就受尽了折磨,这次长途跋涉更是吃尽了苦头的脚。

每到宿营地,女人们总是先支起锅灶烧上一大锅水,热了以后打到洗脸盆里,再把酸痛的双脚泡进去,一边泡脚,一边聊天儿。温热的水将脚掌上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,那种酸痛和劳累顿时随着滚滚的热气飘散开来,那个惬意,那个爽呀!没有经历过长途跋涉的人不懂得那种苦楚,同样,也体味不到这种苦尽甘来的舒畅。此时,该是这些女战士们最欢愉的时光了。

刘彩香保护脚的方法,却和大家不太一样。行军的时候,她的步子就比女同伴们迈得大,一到了宿营地,别人都累得躺在行李上懒得动弹,她虽然也累,却不急着躺下

,而是绕着行李跑几圈,跳一阵儿,就像现在运动场上刚刚比赛结束的运动员一样,做一些整理运动,使紧绷的肌肉慢慢松弛下来,这样全身血脉平稳流通,然后再去休息。这无疑就是朴素的运动科学,可惜连她自己当时也没有意识到。但这种方法,却为她以后在延安参加体育竞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她居然能够在长跑比赛中把男人远远地抛在身后,自己独得三个第一名。

这些女人绝大部分是第一次参加这种长途跋涉的行军。那些身体健壮的女人,一人要护理三四个担架的同时,还要帮助其他人背行李、干粮和药箱。每到宿营地,男人们就像泥一样倒在地上一动都不想动。但是,这些女人是不能倒下的,她们要先安顿了伤员。急行军的间隙,她们还要在伤员们休息的时候,去到村子里说服老百姓作挑夫,补充那些中途损失的人。所有这一切都安排好以后,她们才能享受那段美妙的泡脚时光。

由此看来,她们的脚走过的路又何止二万五千里?当然,也有一个特例,她从不在众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双脚,总是躲在角落里,完成泡脚这在众人看来意义重大的每日一课。她便是杨厚珍。有时夜行军,借着月光的清辉,可以看见一双小脚支撑着一个又矮又胖的身子,就像陀螺一样被秋风吹赶着,摇摇晃晃地走在这条蜿蜒的长龙般的队列中。罗炳辉的夫人杨厚珍,就是用她的“三寸金莲”般的小脚,以寸为单位跋涉在红军转移的路上。

不知道是哪个朝代兴起缠足这一陋习的,但最早咏叹缠足的诗词见于宋代诗人苏东坡的《菩萨蛮》。“涂香莫惜莲承步,长愁罗袜凌波去;只见舞回风,都无行处踪。偷立宫样稳,并立双跌困;纤妙说应难,须从掌上看。”这也可称之为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词。从诗词中不难看出,女人缠足是为取悦男人。

封建时期,对于有钱人来讲,女人就是一个附庸,是一个花瓶,是供男人们把玩和欣赏的。在小脚时尚的年月,女人的小脚成了男人们追捧的焦点,同时也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。女人不裹脚被视为大逆不道,没有教养,正经人家是不会娶一个大脚女人作媳妇的。越是懂一点知识文化,有一点纲常教养的家庭,越是受制于封建礼教。越是爱女儿的母亲,越是把女儿的脚裹得更紧。“三寸金莲”之说深入人心,甚至出现了脚小得不足三寸,进进出出均要他人抱的“抱小姐”,并且受到当时社会的追捧。

清朝初年,统治者曾一度下令禁止女子缠足,但一直未达目的。辛亥革命时期,及至五四运动,人们的思想逐步开放,缠足的陋习才渐渐遭到摒弃。

杨厚珍生长在典型的南方城市贫民家庭。母亲爱女儿,在她四五岁的时候,就用一条长长的裹脚布,把女儿那还未长成的小脚丫脚趾朝向脚心紧紧地包裹起来。初裹时,杨厚珍曾悄悄地解开裹布,但短暂的自由带来的却是母亲不绝于耳的数落和训斥,并在大人的严厉监视下完成整个的裹足过程,直到双脚不再发育定型为止。于是她的脚就成了“三寸金莲”式的小脚,她也就成了典型的小家碧玉。

这个大眼睛的小脚姑娘如果不是因为家庭变故,她也许还会延续她的那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生活。但当她去赣州为死去的父亲收尸骨时,被时任当地军阀将领的罗炳辉一见钟情,并帮她处理了家父的丧事,不久,两人结为夫妻。

从小受封建家庭教育的杨厚珍,在嫁给罗炳辉以后,一直秉承夫道。参加革命之初,她并不是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,而是对丈夫的支持,夫唱妇随而已。当她了解了罗炳辉亲共的一些活动情况后,对丈夫说:“我看近来各方面送来的‘赤化’分子,你都释放了,有的还给他们饭吃,离家较远的,还给他们路费,穿得破烂的,还给他们衣裤……你说,‘天下穷人是一家,要替穷人找出路’,我听了很钦佩,我能给你做点什么?”这个小脚女人的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这位戎马一生的云南汉子。

一开始,杨厚珍悄悄地在罗炳辉与中共方面的联络员谈话时为他们放哨,后来,发展到冒着生命危险担当丈夫与共产党之间的通信员,在罗炳辉举行吉安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,她跟随丈夫的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。杨厚珍到了苏区,投入到如火如荼的解放区生活中,她才真正放开小脚,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所指引的革命道路。

这次全军大转移,像杨厚珍这样的小脚女人是不适合行军的,但也许是考虑到她作为红军第九军团长罗炳辉的夫人,才被批准随队。跟随丈夫,跟随大部队共同前进是幸运的,但征途中的艰难险阻需要自己来克服,这样一双小脚也要走完二万五千里布满荆棘的长路……

杨厚珍的小脚即便是放开,也不可能恢复如初。她的脚已被挤压得脚趾变形,成了地道的“三寸金莲”。生着这样一双小脚,连生产劳动都不能参加,只能围着锅台转,最多下地送饭送水,就更别提行军打仗了。

刚出发时,走不了几里路,杨厚珍就走不动了,只好骑在罗炳辉的马上。由于她的身材又矮又胖,罗炳辉的马可是又高又大,每次上马都成问题,总是要别人托着。为了减少麻烦,杨厚珍只要是骑上了马背,她就尽可能地不下马,除非晚上到了宿营地。用她的小脚走在路上,她怕走不动掉队,可一整天都骑在马背上的滋味也不好受,有几次,刚一下马,由于双腿麻木,“扑通”一下,重重的身子就摔倒在地上。她觉得很难过,更恨自己的脚不争气,坐在地上捶着一双小脚自怨自艾。但她从没说过留下来、不走了之类的话,她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思想的女人,嫁了罗炳辉,她就要陪他走到底,哪怕是刀山火海;追随了共产党,她也同样紧紧跟随革命的队伍,不怕遇到千难万险。当然,在长征结束之后,她与罗炳辉的分离只能说是岁月弄人,是那个时代的悲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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